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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核火蔽日
无力的争执
1945年春天,曾经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建议者西拉德再次拜访爱因斯坦,希望他在一份新的信上签字,这封信企图说服美国总统放弃使用原子弹。此前,1944年6月,玻尔曾经面见过罗斯福与丘吉尔,希望他们能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协商,达成世界和平的格局,而丘吉尔因此怀疑玻尔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这封信还躺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意外地去世了,杜鲁门继任总统,同时他也第一次知晓了“曼哈顿工程”的存在。可杜鲁门读到有爱因斯坦签名的信了吗?从他的回忆录里一点也没有反映出来。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风潮也刮进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许多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始发起讨论和签名,但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却是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立场坚定:“我一直把建议使用原子弹看成是我的职责。”
事后证实,德国因一直不知道美国已进行核武器研制,自己也忽视了此项研究。日本对降临到头上的原子弹感到完全意外,苏联却对此事了如指掌。后来美方侦知,正是在被严密监控的1000余名核研究人员中,有英国科学家福克斯等几十名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和信仰者,不为金钱报酬,而只是感到不能让美国独享这种可怕武器,便冒着危险向“格别乌”和红军情报总局驻美机构提供了大量极详细的情报。1945年7月,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两天后,刚接任总统的杜鲁门便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斯大林吹嘘自己有巨大威力的炸弹,斯大林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以至于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他根本听不懂。其实,斯大林甚至比杜鲁门更早知道“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同类研究也在1943年展开,库尔恰托夫是苏联核计划的负责人。核竞赛其实早已秘密开始。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反对使用原子弹,在一份有康普顿、劳伦斯、奥本海默和费米署名、奥本海默执笔的“建议立即使用原子弹”的报告,认为“没有其他的技术能够结束战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能够指导军事应用”。
总之,不管有多少质疑和抵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核武器计划停下来了,德国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节奏反而加快了。1945年春天,马歇尔将军指示格罗夫斯确定原子弹的投掷目标。目标不再是德国,而是日本。
广岛的浩劫
美国把原子武器握在手中的1945年7月,纳粹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宣告结束,只有日本还在负隅顽抗。
经过多年残酷的战争,尤其是在美国连续三年的强大打击下,此时的日本已经元气大伤,民不聊生。许多无家可归者在倒塌破损的城市瓦砾间搜寻,或是穿越重重障碍来到荒芜的乡间寻找粮食。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无奈的措施——鼓励人们收集橡子。这是惟一还算充足的食物。
然而,在如此绝望的情形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仍然拒不投降,还制定了最后一道防线计划,准备在盟军登陆时保卫本土。这项计划要求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用大刀和竹矛武装起来,加入到保护家园的禁卫军中,击退盟军。正如日本人所言,这是一项“集体自杀”式的计划。
面对日本在本土集结的5800余架特攻飞机及2800余架普通飞机、2500余艘自杀艇和人操鱼雷,以及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250万日军地面部队,盟军领导层在如何攻占日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反对直接攻占,认为海上封锁和持续的空袭将让日本难以为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提议,包括马歇尔上将。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顽强抵抗,美国军方作出估计,认为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那么打败日本,美国至少还要付出百万人的伤亡和一年的时间。如此巨大的代价和漫长的时间,美国感到难以承受,最终选择了使用原子弹。由于使用原子弹将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美国最高决策层非常慎重地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最终原子弹委员会决定,选择日本具有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城市,实施原子弹轰炸,而且事先不进行警告。
在这期间,日本并不是没有机会逃脱原子弹这个魔鬼。美国政府决定,日本如果接受波茨坦公告万事皆休,日本胆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最后通牒式公告。由美国起草,英国同意。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发表前征得了它的同意。
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其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 《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 、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和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同时警告日本,不这样做就只有迅速和彻底的毁灭。
日本显然无法意识到在这一警告背后是将使用原子弹的暗示,觉得该公告没有说明天皇的地位,便以日语“默杀”答复该公告。“默杀”在日语中是不予理睬、不置可否的意思,但同盟国从词语表面认为是沉默的杀死,也就是断然拒绝。
此时,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以陆军部长的名义,指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选择能够明显表现原子弹最大破坏力的目标,并于8月3日前做好投掷原子弹的一切准备工作。
通过多次侦察比较,美军把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选在了广岛。那里,地势平坦,人口稠密,市内多木质建筑,军事工业十分集中,公用事业和市内交通较为发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日本的陆军总部也设在这里,军事、政治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7月25日,美国驻太平洋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接到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应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津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要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应保持在离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之外飞行。”
在1939年那封有爱因斯坦签名的给罗斯福的信中,有一个技术性细节,专家们估计原子弹太重不适于使用飞机投放。所以当时设想的是用船来运载。但到了1940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波音B-29重型轰炸机诞生了。
B-29超级轰炸机是二战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轰炸机,它创下了多个轰炸机之最:载弹量 9 吨、航程 6,000 公里、能在万米高空巡航、极速600公里/小时。在B-29轰炸机出现之前,日美两国隔着太平洋,只能进行海上消耗战。而B-29出现之后,战局大变,美国掌握了制空权。
1943年9月,B-29 被选为原子弹载机。此时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原子弹的外形,所以B-29弹舱内安装了可以调节的 H 形桁架和原子弹装载释放系统。1944年2月28日,B-29
在加州慕洛克机场(后来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原子弹模拟投放测试。到了8月,已经有46架B-29具备了原子弹投放能力。
与此同时,机组人员的训练也在紧张进行。这项特别计划由保罗•蒂贝茨上校指挥,他曾在欧洲和北非开过B-17,经验丰富,直接参与了B-29的试飞。
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最后落在美国空军第509大队身上。509大队是美国专门为运载投掷原子弹而成立的特殊航空部队,有225名军官和1500余士兵,装备15架作为原子弹载机的B—29“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和5架C—54运输机。并且拥有自己单独的运输、维修、后勤、通讯和警卫部队,完全不与其他部队发生关系,全封闭,全单独,实行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和纪律。
经过异常周密的紧张准备,代号为“第13号特别轰炸任务”的原子弹轰炸行动正式开始。确定8月6日向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计划出动7架B—29,其中1架飞机装载原子弹,还有1架装载测量爆炸当量的仪器,1架负责拍摄,另外3架为气象飞机,剩下的1架为预备机,部署在硫黄岛。原子弹“小男孩”的组件则由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在太平洋上高速航行九天后,在船长查尔斯•麦克维伊上校的指挥下,于1945年7月26日安全运抵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
:“埃诺拉•盖伊”号机组成员。他们分别是:Colonel Paul Tibbets Commander,Captain Robert Lewis Co-Pilot,Captain Theodore Van Kirk Navigator,Major Thomas Ferebee Bombardier,Lieutenant Jacob Beser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Sergeant Joseph Stiborik Radar Operator,Private Richard Nelson Radar Operator,Staff Sergeant Wyatt Duzenbury Flight Engineer,Staff Sergeant Robert Caron Tail Gunner,Captain Deke Parson Weaponeer,2nd Lieutenant Morris Jeppson Ordinance Expert。
8月6日凌晨,机长蒂贝茨和机组人员登上用自己母亲的名字“埃诺拉•盖伊”命名的装载着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的飞机,“小男孩”蓝色的外壳上写满了诸如“狗日的天皇”等字样,还贴上了一张红极一时的美国电影明星丽塔•海沃丝的大美人照片。这架飞机从提安尼岛上优哉游哉地起飞后,向广岛飞去。
广岛位于本州东南沿海,由六个小岛组成,从空中望去,酷似一只长着六指的手掌,南端一直伸到濑户内海。以城内大量美丽的柳树而闻名,是日本第八大城市。当时的广岛上空天高云淡,已习惯于空袭的广岛市民们看着飞机掠空而过,紧张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照旧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无从知晓原子弹这个“超级恶魔”已向他们张开大口。
8时14分17秒,美机经过校正第二次进入广岛上空,“埃诺拉•盖伊”号炸弹舱猛然打开,“小男孩”尾部朝下掉了下去,在空中翻了个身,弹头朝下直向广岛落去。炸弹投下43秒后,距离飞机下方6英里处,第3个开关准时闭合,天空顿时出现一道强烈的白光,一团粉中带紫的烟雾和火焰翻卷而上,并且不停地在膨胀、膨胀、膨胀。闪光亮如白昼,照亮了飞机上的所有仪表盘,仿佛它们自己发出了光芒。机长蒂贝茨感到这团光芒似乎伸手可触,后来他回忆说,他闻到了铝的味道。飞机的尾炮手卡伦则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一个巨大的灰色球状烟云在不停地挤压、膨胀,随后翻腾而上,直奔飞机而来。他想大声喊叫,但是他的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冲击波重重地撞击着飞机,人们在机舱里被震得像木偶一样摇来晃去。蒂贝茨以为飞机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了,他大叫:“是高射炮,”费雷比大喊:“这些狗娘养的在射击我们。”此时,卡伦终于能喊出声了,随后就不停的尖声惊叫:“又来了,又来了。”这时,第二次冲击波再次袭来,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最后,冲击波终于过去了,“埃诺拉•盖伊”号又恢复了平静。
此时,机上的电气专家贝瑟尔站起来,打开录音机,准备把机组人员的感受录下来。在机尾坐着的卡伦说:“一大团烟云在快速地翻转上升,这团烟云包裹着一个像火一样在燃烧的赤红的球体,在它四周裹挟着一团又一团紫灰色的泡沫状物质,所有的一切都不可思议。它不停地燃烧、翻腾、爆炸,四周都是猎猎喷出的火焰,仿佛是一个巨型煤床在燃烧……然后就是蘑菇云来了。它几乎和我们平行,而且一直在翻滚上升。它的颜色非常黑,但是比云层多了一丝淡紫色。在它下面的城市一定……”。
此时,广岛市的大多数人正在上班或上学的途中,由于美国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日本军民毫无对原子弹的防护知识和准备,所以人员伤亡异常惨重。原子弹爆炸产生的30万度高温,把爆心半径一千米范围内的花岗岩都融化了。在爆心附近的外科医院所有的人和设施转瞬就化为灰烬,没有留下任何人或物的痕迹……
原子弹爆炸过后,广岛被烈焰和浓烟所笼罩,遍地焦土,满目残垣,死尸枕籍相连。在这片废墟里,还掩埋了包括几位女俘在内的23位美国战俘,其中22位战俘当场死亡,剩下的一位被激怒的日本幸存者从瓦砾中拖出来活活打死。
8月7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16小时后,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使用了原子弹,指出这是驾驭宇宙的基本力量,我们将其释放出来对付在太平洋上发动战争的人,并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毁灭!
命运的选择:长崎
8月8日晚,苏联政府宣布将从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听到苏联对日宣战,美国不仅担心日本会因为遭受原子弹袭击而更加激发起抵抗的意志,更企图通过原子弹在苏联参战之前进一步削弱日本的抵抗意志,以减少苏联参战的影响,从而达到单独占领日本,确立美国战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优势,于是决定再次实施原子弹轰炸。
“伯克之车”的机组成员。
他们分别是Major Charles Sweeney Commander,First Lieutenant Charles Albury Co-Pilot,Captain James Van Pelt, Jr. Navigator,Captain Kermit Beahan Bombardier,Lieutenant Jacob Beser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Staff Sergeant Ed Buckly Radar Operator,Sergeant Abe Spitzer Radio Operator,Master Sergeant John Kuharek Flight Engineer,Sergeant Raymond Gallagher Asst. Flight Engineer,Staff Sergeant Albert Dehart Tail Gunner,Commander Frederick Ashworth Weaponeer,2nd Lieutenant Fred Olivi Third Pilot。
8月9日,美军轰炸机“伯克之车”号载着剩下的最后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胖子”飞向日本。原计划投向小仓,但那里阴云密布,飞机绕了三周仍找不到目标,眼看燃料剩下的不多了,驾驶员只好上升高度,掉头飞向长崎。小仓由此幸运地躲过了原子弹这个“超级恶魔”的浩劫。
长崎就没有小仓那样的幸运了,11时零2分,“胖子”在距离长崎地面500米的空中爆炸,长崎也遭到了广岛同样的厄运。“胖子”的TNT当量要比“小男孩”大得多,但由于长崎多山,地形起伏,而且原子弹是在浦上川盆地中爆炸,盆地四周的山丘遮挡了辐射和冲击波,使长崎遭到的损失反而比地势平坦的广岛要小。尽管这样,长崎仍有数以万计的人丧生,建筑物大部被毁。
美军在两次原子弹轰炸之后,向日本投下大量传单,宣称如果日本拒不投降,将会遭到成千上万颗原子弹的轰炸,直至彻底毁灭。虽然美军已将仅有的三颗原子弹全部用完,但日本政府在美军心理攻势和参战苏军的双重打击下,不甘而又无奈地在8月15日宣布投降。战争的挑起者终于尝到了自己带来的恶果。
原子弹曾以一声巨响干脆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时促使人们进行全新的思索,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一直沿用的解决争端的办法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一颗拥挤的脆弱的星球上,如果试图毁灭别人,也将毁灭自己。
战争和曼哈顿工程结束后,奥本海默就感到了核武器发现的遗憾,而特勒开始积极倡议进行氢弹的研制。氢弹利用核聚变原理,其能量比核裂变更大。奥本海默后来投入了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和和平利用,反对美国率先制造氢弹。军方和军队企业对于削减军费的不满,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和垄断地位,氢弹研究还是启动了,这一切使奥本海默的努力化为泡影。1953年,奥本海默反而因为的一系列反对意见和行为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
对于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而言,核科学的发展和核科学家的暧昧态度令人担忧。人类社会有太多的科学家,而很少有仁慈的上帝。科学家们抓住了原子的奥秘,却忘记了布道—宣传和科学的危害,因此,世界有了辉煌而失去理智,获得了能量而失去了良心。科学家是核的巨人和道德伦理的矮子,他们对战争知道得比和平多,对杀戮知道得比生存多。
对于乐观主义者而言,由于核武器具有威慑性又具有遏制性的双重功能,对维护世界和平、制约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一点上讲科学家是和平力量最强大的组成部分。没有了科学家,世界大战可能更频繁地发生。
或许这一点可以解释下面的事实:一些参加过原子弹的科学家,因为原子弹爆炸受到良心的谴责后便公开反对进行氢弹的研究,可是当氢弹得到政府支持正式启动后,他们又放弃了过去的想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氢弹的研究。这些科学家包括贝特、乌拉姆、费米、冯•诺依曼、费因曼等,而汉斯•贝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贝特曾拒绝特勒的劝说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曾在著名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从科学、政治和道义上反对制造氢弹的文章,甚至还同其他11位科学家签名发出了谴责政府制造氢弹的决定的声明,可最后贝特还是在研究氢弹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总之,核能的发现虽然带来毁灭性的手段,但从另一种角度上讲,核武器的出现也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均势局面,带来了和平的保障——尽管是一种“恐怖和平”,从这一点来说,这种毁灭性最强的武器恰恰是在避免毁灭的真正发生。此外,一科研成果也给人类带来真正取之不竭的新能源。按原子弹的核裂变原理建起的核电站,已继煤炭、石油之后为工业带来新的动力。将来若把氢弹的核聚变方式应用于民用,全世界的能源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正应了诺贝尔的一句名言——“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好处总要比坏处多。”
而就曼哈顿计划本身来说,它也不仅造出了毁灭性的原子弹,也给美国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000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000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德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雄厚的核科学力量,这些可观的成果也确实泽及战后数十年。爱因斯坦、西拉德、奥本海默、费米等科学家在核研究领域的贡献将永远作为功绩写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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